潘永强专栏 | 安华的五年计划还需要什么？

在经济与科技快速变动下，许多成熟的民主和自由经济体，早已不再有“五年计划”的传统，反而转向滚动式规划、提出专业政策蓝图。相比之下，马来西亚依旧保留独立以来的做法，安华政府近期在国会提呈了第十三个大马五年计划，延续国阵时代的惯例。

通过国家主导，由中央举国推进，这本是计划经济的模式，1920年代由苏联首次推出，后来被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採用。不过民主国家因每隔四至五年都有选举周期，政党轮替会导致政策改变，固定的经建计划就很难有持续性，加上科技革新加快、金融市场波动，使这种五年规划缺乏弹性。一个疫情就打乱了前一个五年计划。

另外，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与社会力量决定投资布局，而非国家从上而下的支配，通常政府最多是透过法律、税制、基建等工具来引导，而不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方式来搞发展。

马来西亚保留五年计划，已来到第十三个周期，这一方面是政治文化与行政惯性的延续，即使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也走不出新模式，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的行政集权，国家主导性极高，即使有了新政权但治理模式没有改变。

五年计划传统与困境 缺乏贯穿全局的战略主轴

回顾过去，马来西亚的五年计划是对应不同时期的国家总体战略。1960年代建国伊始，将乡区发展列为重点，改善贫困与农业生产。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上路，五年计划转向扶植马来人土着社经地位、扩大政府干预。进入1980至1990年代，马哈迪时代以工业化为经建目标，五年计划与“2020宏愿”密切扣连。纳吉时代则推出政府与经济转型计划（GTP，ETP），试图透过制度效率与提升经济质量。

若要五年计划发挥效应，背后就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国家发展愿景，先有一套总体战略，才能进行相关的政策布局。2025年安华第一次提出他的五年计划，可是除了一个笼统的昌明大马（Madani）概念，其实缺乏一个贯穿全局、目标集中、并能回应时代的核心主轴。他虽然将各种新兴时髦议题都略有提及，如高新科技、人工智能、绿能经济、老龄社会，但重点凌散，资源也不集中，而且忽略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缺口。

安华政府的新兴政权，理应展现改革气象，如果能在他的第一份五年计划中，写下更有战略型高度的主张，就大有历史意义。

安华首场“五年大考” GLCs的沉疴与改革缺席

例如，新政府就没有对官联企业（GLCs）和官联投资机构（GLICs）对经济的影响提出整顿思考。众所周知，GLCs在马来西亚经济体系佔有庞大比重，掌控能源、交通、电信、种植、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还涉及众多商业领域，例如房地产和医疗，形成一个封闭和利益幽暗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者Terence Gomez更指出，在财政部长机构旗下的七间政府官联投资机构，实际控制了近百家在马来西亚交易所挂牌的大企业，而财政部长又由首相担任。

官联公司最初目的，乃要确保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以信托方式为马来人持有股份，试图缩小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政治权贵通过官联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有些已经沦为恩庇政治的根源，也缺乏效率和营运能力。在全球贸易秩序正在重组，若GLCs仍沿用旧有的经营与治理模式，或难以适应未来五年的竞争格局。

有些GLCs与民争利，往往是国家竞争力的掣肘。安华政府若缺乏针对GLCs有更深层的改革，如引入更多专业化治理、降低政治干预、甚至让低效率者关闭或令其破产，将长期困扰经济转型。

中小企业融资遇瓶颈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提高最低工资，矢言增加国民所得，但在策略上并没有特别重视中小企业，他们其实雇用最多就业人士。我国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与中国、经合组织（OECD）和一些东盟国家相比，效率和成长速度较低，由于低技术、低生产率、低利润，只能向劳工支付低工资。这个问题，经济学者胡永泰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马的银行数量太少，而且多由国有银行主导，没有中小型银行，造成小企业得不到投资贷款，难以提升技术。

自1990年代银行合并潮之后，中小型和地方银行被整合，大型的国有银行更倾向于为风险较低的大企业提供贷款。中小企业难以取得营运资金与扩张资本，也无法投资新技术以提升价值链。政府即便在五年计划中提出创新经济、科技应用等口号，由于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提高收入中位数的期待将大打折扣。

公共交通建设有结构性盲点

至于在公共交通领域方面，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承接了过去几年的轨道建设，立意良善，但问题并不停留在轨道网络扩充，而是整体公共交通的整合度与精准效率。首都吉隆坡的地铁虽已投入运营，但接驳交通却未能有效衔接，导致地铁运量未充份发挥，也削弱了投资效益。

过去吉隆坡和各地区曾有小巴与私营巴士系统，虽然管理上存在混乱与安全问题，但在复盖范围与灵活性上，却远胜今日的单一营运模式。政府将巴士系统整合为Rapid KL后，形成了公营垄断格局，但营运效率与服务网络却未明显提升。若没有对Rapid KL的架构、经营模式与管理机制进行全面调整，单靠增加地铁线路，是无法解决最后一里路的问题。

我们的公共交通建设是以基建工程为主体，而非以乘客的需求和体验为核心。公共交通不便，带来拥车量高升，增加家庭车贷和影响可支配收入。

综观安华的五年计划，尝试将近年热点——人工智能、数码经济、绿色转型、社会福利都纳入框架，但在结构性的总体战略问题上，还没有呈现新政府的清晰目标和革新气魄。对于占据政经资源的官联公司没有改革意愿，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没有回应，对公共交通则没有打破垄断与低效。换句话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份可观的议题清单，但政府还习惯于长期的行政文化，我们需要一个更具转型格局的国家战略。

文：潘永强（政治学者） 2-8-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