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专栏 | 安华是转型领袖，还是过渡人物？

2025年7月26日，反对派国盟在吉隆坡举行了反安华示威，尽管人数未达事前宣称的五十万，但近三万人的规模，已是自疫情后最大型的街头动员。国盟的集会旨在保温，未见新论述，却也反映出马来社会对安华潜藏的保留与疑虑依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单一族群的示威，几乎没有华人响应，也号召不到中间选民。这意味着，华人和非土著尽管对安华政府的施政并不满意，但不至于要推倒安华，更不会转移支持至国盟。华人对国盟的仇恨值依然高企，对绿潮势力本能上抗拒，这对行动党而言是正面讯息。

但是本届安华政府已到任期中段，论其施政表现，无法让人们相信他能引领一场深刻的国家转型。人们似乎开始意识到，安华并不是转型时代的推手，而更像是激情狂飙后的过渡人物。

不可否认，安华2022年底上台后确实带来了某些正面影响，例如维持政局基本稳定，避免了频密更换首相的恶性循环；二是让民主转型进程不至于中断，维持国人对民主制度一线信任。

外交表现难掩盖国内施政的疲软？

可是安华执政超过两年，一直未能展示出开创新局的意志与气魄，无法转化为重塑体制的政治契机。虽然掌握行政资源与国会优势，政府在体制改革上进展缓慢、策略踌躇、决策反复，反而让他堆积出不少社会的失望和苦闷。

近期有人认为安华偏重外交而轻内政。现实上有两个客观情境，令他在外交上投入不少时间，一是2023年发生的加沙冲突，我国的长期立场，加上被杀的哈马斯领导与安华有个人关系，让他颇受冲击。二是2025年大马作为东盟主席国，他希望有所作为，在国内外突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而多方奔走。另外地缘政治和美国发起的关税冲突，令大马无法置身事外，频密在外交议题发声。

外交上活跃不至于会削弱安华政府的稳定，因为只是安华的个人秀，是可收可放。但是，外事活动必须要有战略思考，要避免判断错误，有人担心安华在地缘政治上选错边。如果没有处理好对美关系，在关税谈判上态度太僵化，也会影响到我国出口和经贸竞争力，毕竟外交上影响必须取决于国家的政经实力。

在性格与背景上，安华是从学运与知识青年出身，虽有反叛的个性，但不是经过行政体系历练的实务派领袖，他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的执行力不太重视，反而偏爱宏观命题，热衷与学者宗教领袖交往。这种性格令他在国内治理上显得浮泛，却享受因宏大的论述而得到的掌声，施政风格既无坚定方向，党务管理紊乱，容易受短期舆论摆布。

多方妥协 改革受牵制

未来两年安华在政治上的最大目标，是要寻求第二个任期。安华有过牢狱经历，对权力是否稳定有较大的不安全感。问题是团结政府是多党联合执政，他领导的希盟不能强势主导，因此安华经常要向不同力量让步和妥协，包括巫统、官僚体系、右翼宗教势力、王室，有者还趁机勒索，如东马地方强人。这导致安华的弱势与摇摆，令他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对政策推动只能小幅度推进，甚至重要的人事任命也受各种幕后牵制，无法展现改革气象和个人议程。

安华能否在来届大选继续领导政府，取决于马来人的支持，希盟在上届大选只有约20%马来选票，因此必须经常安抚马来选民，为公务员调薪，对宗教议题投鼠忌器，却忽略非土著的诉求。由于2018年取消了消费税，导致政府财政能力下降，间接影响了执政党在基层的收编与绑票能力。换言之，安华执政的困境有他的个性、能力问题，也有结构上的包袱。

改革窗口渐关 2025是关键之年

安华政府在2023年浪费了一年时间，为了跟官僚体制磨合和应付六州选举，而没有太多作为。本来 2025年是推动政策变革的最后时机，否则任内缺乏重大政绩，时间窗口所余不多。他近期声望下跌，实因几个政策调整同时启动，令社会和企业界压力大增。团结政府在前两年没有累积足够有力的政绩与声望，无法为接下来带有阵痛的改革建立基础，导致民意反弹，无疑是战略部署不足的代价。

回顾安华政治生涯，他是一位兼具理想色彩和策略权谋的政治人物。他历经牢狱与斗争，终于登上最高权位，原可化苦难为道义资本，引领国家进入制度转型的正轨。然而他的个性却暴露出战略犹疑、施政疲软、用人不当等诸多问题。公正党内部派系纷扰、决策随意，逐渐削弱了人们对其作为转型领袖的信心，尤其是本来属于其盟友的公民社会精英。

他的个人魅力与改革传说，曾一度凝聚跨族群的希望，但如今这些政治资产正迅速贬值。在非马来人选民之中，他未能兑现改革承诺；在马来群体中，他始终无法获得主流认同。这种左右不讨好的处境，使他越来越像是一位威权落幕后的过渡人物，而非一位可塑造政经新局的改革推手。

马来西亚经历了多年民主斗争，最终将安华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心，这本应是一场制度重塑的契机。可是安华并未成为一位激发变革能量的领导人，反而在保守与稳定之间，选择了妥协与维持。他或许有机会稳住政权，但未必是改革的先锋，而是民主过程中一位延缓转型的过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