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4搞疯会】延长病重父母生命等同酷刑？ 正方队长以一个论点 赢得比赛

本期的辩题为“父母性命垂危，抢救后也得靠维生器卧病在床，我该签放弃急救同意书吗？”并由小桃、秋桦、斌有持正反，与持反方的有洭、嘉雯、国兴展开辩论。

一辩的小桃在开场时就强调，医生只会在病人陷入不可逆转的濒临死亡状态，且没有任何医疗介入可以将病情扭转成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才会建议家属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

小桃曾听医生朋友聊起，每当对方为濒临死亡状态的病人施行胸压急救或电击时，“他听到的是一次又一次肋骨断裂的声音”、“在病人断气后，躺在床上的是一个胸部已经焦黑灼伤的尸体。”

因此她认为，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并不是要断送生命，而是让一个人不那么痛苦地离开，“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生，而是怎么活着，怎么活得自在”。

不过，反方一辩有洭随后以一份英国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针对26300名病患的调查数据来反驳，透露在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的病患中，只有6%的生存率，但没有签署的病患中，却有高达53%的幸存率，

“其实很多医生都在准备着要进行急救，所以只要我们让医生有这个动力，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并指就是因为抓着这一丝的希望，才会在医疗上有很大的突破。

古代有个名为“人棍”的酷刑，就是在砍掉人犯的四肢后，将对方放在缸里面，用各种营养的食物来吊着生命，也延长了折磨。正方二辩秋桦认为，让病重的父母余生都只能躺在床上，清醒地感受着每一条插在喉咙、血管的管子，以此来延长生命，这做法与“人棍”并没有区别。

“一个是为了折磨，一个是为了救赎，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躺在病床上痛苦着，这个过程与希望和爱、健康、幸福有关系吗？没有！你不要陷入以爱之名，而进行本质上却是伤害对方的事情，这是最可悲的事。”

曾在医院担任心理咨商师的反方二辩嘉雯则以自己曾接触到的个案为例，一名肾脏衰竭，需要靠洗肾来维持生命的病患拒绝签署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并强烈表达自己想活下去的意愿，“当事人想要活下去，家人怎么可以把他的气话信以为真呢？”

她也反驳正方认为生命因为痛苦就没有了意义的说法，“什么时候痛苦居然可以凌驾于生命的价值而存在，为什么觉得在床上的人就没有意义？”指躺在病床上的人陪着医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痛苦是短暂的，我们要解决痛苦，但我们绝对不要放弃生命。”

在“疯会怼不怼”环节中，两方更是火药味十足，抓着对方的漏洞步步紧逼追问，非常精彩。

正方斌有在互怼环节中说出金句：“心跳了又怎样？跳地没意义，和死人一样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怎么办？”

秋桦则以台湾艺人利菁的经历为例，指对方的妈妈曾重病3年，后来还是不治去世，利菁当时要求医生用尽最好的药来救治，结果每次去探望妈妈时，“医生都要用绷带绑着她的手，不然会痛到用手抓破皮肤。”而妈妈每次都只能睁大双眼看着她，仿佛想要说些什么。”

直到后来有一次，利菁重病住院，插喉管接受治疗，当她活生生地感受到喉咙的剧痛时，“她告诉媒体，她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多么自私。”

嘉雯指出，目前已有事前遗嘱DNR程序了，“既然父母都没有签署，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替他做决定呢？”且患者的求生意志可以决定自身的康复程度，“现实不是你们不想看父母受苦，而是你不想要自己受苦，你看着他，你替他觉得痛。”

反方国兴认为，并不是躺在病床上就一定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年老的父母，可以看到儿子成婚，难道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吗？多活一天，就有一天的精彩。”

在三辩的总结发言中，国兴指出，如果躺在床上的是早产儿、年轻人，或是患有子宫脱落、小儿麻痹症、失智症的人，“为什么大家不会想要不要放弃呢？”

他表示，做子女的永远都没办法帮父母决定生命的广度和长度，“我们知道人终将有一死，死亡是所有人的终点，但如果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希望选择放手的那一个，是父母的放手，而不是我们选择把手松开。”

最后一个发言的斌有针对“有什么资格替父母做决定”这一点做出回应，指在家庭关系的升华中，父母与孩子早已成为一体，能感受到彼此的痛苦，“我是在帮我们做决定，为我们这个家和父母做一个决定。因为我感觉到他的痛，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我应不应该让他提早离开。”

当换个角度思考时，他认为与其让父母继续痛苦，倒不如缩短父母痛苦的旅程，“缩短他生命的痛苦，让他更早迎向新生命，才是我们觉得的生命的价值。”

斌有的“家庭成员有责任、情感维系，让我们去帮父母做决定”的论点让同队的秋桦都非常惊叹，认为这个论点正好击掉了可能会输的原因。

果不其然，在辩论赛开始前，15位线上“疯会最高理事会”对辩题的正反方持11：4票数，并在辩论结束后，呈现12：3的成绩，正方成功以1票反转票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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