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专栏 |安华第一年：战略焦虑与转型意志不足

在安华首相上台接近一年之际，各方正是检视团结政府一年政绩的时候了。

柔佛州王储东姑依斯迈近日受访时指出，安华的领导风格优柔寡断，需要更多执行力和决断能力，以及有效能的团队。姑且勿论王室成员是否适合公开评论政治，由于柔佛州苏丹即将出任国家元首，王储的言论反映了目前体制内精英高层的普遍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

安华在学运中崛起，再以社运和愤青恣态步入政坛，自始以政治为生，出道后几乎没有上过班做过工。他年少得志，可是欠缺办事周详细密的历练，反而养成好发议论，崇尚高谈的性格，适合成为意见领袖，却对治国理政和谋划任事，既不擅长也无十足兴趣。

安华曾享亚洲最佳财政部长美誉，向来让不少粉丝津津乐道。事实上九十年代大部份时间，宏观的财经政策是马哈迪主导，达因辅助，安华追随马哈迪期间并无独特财政主张，此时是大马经济旺盛时期，外资涌入，谁人当财长都会顺风顺水。

机会主义性格表露无遗 此后安华人生起伏，历经磨难才出任首相，终能一展抱负，本来备受期待。奈何开局一年，他并无出人意表的表现，又不见励精图治的魄力。安华在二次出狱后，性情有变，经常犹豫不前，患得患失，他在野时治党不力，公正党内派系倾轧，已经招人诟病，执政后变本加厉，暴露缺乏治理能力的一面。

安华虽然登上首相大位，但有两个局限，一是战略焦虑，二是转型意志不足。

安华在2022大选和2023六州选举，都摆脱不了马来人支持度不足的窘境，造成心理上缺乏政治安全感。由于无法累积足够的政治底气，他执政后就陷入战略焦虑，左支右绌，一直在向右倾斜讨好马来民族主义者，还是满足基本支持者的转型要求，一度在两者之间徘徊。

出于犹豫和焦虑，安华最后宁可采取保守和自以为去风险化的做法，争取右翼马来政治认同，搁置向来标榜的进取路线。这种战略选择，却加剧了政策的摇摆，进而暴露其机会主义性格。

安华的机会主义性格，由来已久。从八十年代夜奔巫统丶打压华教，在当红时与马哈迪结盟，挑战不成后再转向，向来都有抄短线的偏好。安华上台后也有类似作风，他断然拒绝统考，释放巫统主席，支持大学固打，推动伊斯兰教圣训，甚至指示学校支援巴勒斯坦，都是战略焦虑的表现。

这些做法充满个人随性，并无战略纵深的深思熟虑，不只疏离了对他期望深切的非马来人社会，社会也全无气象一新的感觉。这些短线操作，开始使他失去社会信任，付上没有核心价值的代价。

优柔寡断、缺整合能力 气势不如敦马2.0首年 另一方面，安华在性格上固然充满反叛和革命情怀，但不是一个驱动转型的人物。

安华上台一年，本应开始正式执政，但未表现出积极有为的一面，社会对政经转型期望甚高，但政府在专注度和驱动力上均有不足，在整顿吏治改善治理方面，也裹足不前。内阁空出的贸消部长一职已久，就是不去填补，面对宗教绿潮和社会两极化，缺乏整合能力。这种拖延丶怠政的态度，完全没有新政权的锐气和魄力，论表现和气势还不如2018年马哈迪政府的第一年。

明年预算案对于财政改革的举措，与安华个性一样显得犹豫迟疑，不恢复消费税（GST）令企业失望，对调整油电津贴又力道不足。财政与津贴改革会带来阵痛，需要一至两年缓冲，再让社会有两年消化，若一再迟疑，就会逐渐失去改革窗口。

就大者而言，马来西亚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只有政党轮替，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包括族群和宗教议题都是社会尚未完成转型，还没有“再现代化”的后遗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促成了新政权，但没有摆脱旧国家，也无法再造国民精神。

要走出这种困境，其实需要一个深富前瞻远见丶饱含历史视野丶充满改革魄力的转型团队。可是从安华第一年表现看来，他乐于街头狂飙，但驱动转型的意志不足，他个人也非治国良材，有时还流露机会主义性格，人们高估了他的能耐。历史给了马来西亚机会，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社会必须对这个政府大力鞭策，尽快回到改革和转型的轨道上。

文：潘永强（政治学者） 1-1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