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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颁紧急令别有居心 佐摩：为当权者特定利益
虽然政府坚称，颁布紧急状态纯粹是为了抗疫，但经济学者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却认为，其实国内历年来颁布紧急状态都“别有居心”，旨在满足执政党的特定利益。
揭5度颁紧急令另有需求
佐摩：今年也别有居心
佐摩今日在终结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紧急状态和经济危害”记者会上分析说，我国过去5度实行紧急状态都不是“需求”所驱使，反而是为了执政者的特定利益。
他举例说，其中包括：
- 1948年，英国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应对马共武装斗争，是为了保住其在本区域的殖民利益。
- 1964年，马印对抗之际颁布戒严则是要捍卫，其在马来西亚内的殖民地利益。
- 1966年，砂拉越落实紧急状态，是为了剔除当时的砂拉越首长蒂芬卡隆宁甘（Stephen Kalong Ningkan）。
- 1969年，在种族冲突后颁布的紧急状态，他解释，联盟政府当时未在大选赢得多数票，却凭着自己的方式继续在多州和联邦掌权。
- 1978年，吉兰丹落实紧急状态，是为了让国阵重新掌控该州政府。
“MCO不适合应对疫情”
佐摩：反而危害经济
佐摩接着批评，国盟政府落实MCO和紧急状态等抗疫措施，其实对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他认为，MCO不是应对疫情的最佳方式，且严重破坏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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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佐摩提到的6次紧急状态，马来西亚也曾于1997年、2005年和2013年涉及特定地区的烟霾宣布紧急状态。
批我国该谦卑向贫穷国家学习
佐摩：不该自作聪明
佐摩强调，大马不该盲从西方国家的抗疫方式，反而可效仿一些在抗疫上相对成功的邻国等第三世界国家。
“马来西亚在对抗疫情时自以为聪明，盲从西方抗疫措施。我认为，我国必须谦卑地向邻国取经，包括贫穷的国家，如越南和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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