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专栏 | 敦阿都拉逝世：一位受伤的过渡型领导

阿都拉·巴达威的首相生涯，宛如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一种东方投射。在位时期常被批评为无能、软弱、缺乏政治遗产，卸任后却因温和宽容的作风与对民主程序的尊重，而逐步赢得社会敬意。他既是一位意外上台的首相，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领导人，命运注定他成为一个政治转变时期的过渡者，而非重塑体制的操盘人。

来自公务员体系 性格温和内敛 阿都拉上任 扮演过度平衡角色

资深记者MGG Pillai曾指出，马哈迪在1998年罢黜安华后，原本属意的副首相人选是东姑拉沙里，但巫统基于体制规范，坚持从三位副主席中择其一，阿都拉成为折衷下的选择。马哈迪几年后接受BBC访问时说，选择阿都拉是以为他“年纪较大，不至于会犯重大错误。”

阿都拉原本属于八十年代后期巫统党内的B队要员，非马哈迪阵营核心。他的政治养成来自公务员体系，性格温和内敛，更像是一位行政官僚而非政治强人，这也註定他在强人政治后的角色属于过渡与平衡需要。

他上台主政，可以形容为B队的短暂回归，他身边的几个亲信，有者就是B队背景，包括被任命为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的沙礼尔(Sharir Samad)、学界出身且是东姑拉沙里旧部属的沙柏里仄（Shabery Cheek），还有一位资深律师再益依不拉欣（Zaid Ibrahim）。这些内圈成员在两个问题上成为阿都拉的重要伙伴，一是推动了有限度的改革，二是试图去马哈迪化，要与后者保持距离。

摒弃好大喜功 强调行政效率 阿都拉面对政商怨怼和党施压

阿都拉上任初期，曾批评马来西亚有“第一世界的基建，第三世界的管理”，意图矫正马哈迪好大喜功，过度强调大工程大建设的风格。他承诺减少大型基建计划，转而强调公共行政效率与服务品质，而且在政府内引进KPI的绩效管理。

然而，这样的转向却戳中了党国体系内盘根错节的寻租利益。当大型建设放缓，党国资源的分配减少，许多政商菁英的经济利益受损。既有的政商网络对他产生怨怼，而他本身又缺乏政治上高超的动员与折衷能力，面对巫统内部的不满与马哈迪外部的压力，愈加吃力。

营造相对宽松舆论空间 阿都拉时代推多项局部改革

作为首相，阿都拉并没有意识要推动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他类似当年新加坡的吴作栋，在强人退居二线后，只试图要在政治生活上略为放宽和自由化，却在无形中松动了体制的封闭性。他任内未有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反而营造了相对宽松的言论与社会空间，让公民社会在他的时代得以茁壮。2007年被视为马来西亚当代社会运动的元年，街头抗争有了兴起空间，这既是民主动能的长期爆发，也反映政府内部的治理疲弱。

他任内也有若干体制改革，例如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JAC）以提升司法独立性，这是主管司法的再益依不拉欣推动的结果，不过九名委员中由首相任命的仍占五人之多。另外，国会内增加了特选委员会(PSC)、也出现了朝野参与的议员核心小组(caucus)，这算是纳兹里（Nazri Aziz）所主导的国会改革。然而，这些多属局部性质，无法改变体制格局，亦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持。他比较有成效的工作，也许是改造政府官联公司的体制，纳入更多专业化管理。

阿都拉扩大官僚体系规模 为往后政府财政留下包袱

较少人提及的是，阿都拉任内其实扩大了首相署和官僚体系的规模，也为往后的政府财政负担留下包袱。在马哈迪退位时的2003年，首相署规模是2万1045人，但到了 2009年增至2万5332人；所获预算在2005年是20亿，在2009年达到100亿。公务员人数从2003年约8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20万，增幅超过40%。

阿都拉让公务员队伍迅速膨胀，也大幅加薪，官僚体系扩充导致官僚人员的自主性升高，马来西亚可谓行政主导的国家。他在下台后接受访问时坦言，施政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严重低估了体制内部对改革的抗拒和阻碍。这说明他虽有改革意图，但与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步伐不一。

率国阵出征2008年大选受挫 阿都拉拒收买议员赢得尊重

马来西亚社会历经马哈迪二十多年精力旺盛的权力狂飙之后，希望有一段修復和调整期，因此给了阿都拉在2004年大选一次大胜。但这个胜选不是基于他的魅力和信任，而是有条件的委托。然而，他因内外交困，也无强大团队，只能採取一些局部调整，无法推动有意义的体制转型，当改革迟迟未见成果，人民的失望迅速转化为反弹，最终在2008年收回对他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2008年大选国阵受挫，他在选举当晚仍明确指示全国警察总长，务必确保政权和平过渡，他亦拒绝以金钱或政治手段收买议员。这份对民主制度的坚持，并未能挽回巫统内部的认同，反而视其为软弱，却为他卸任后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巫统青年团长希桑慕汀在巫统大会举起马来短剑，就是在他眼皮前上演，凸显其在党内权力的孤立无援。

过渡期的守门人 带来修复与调整 阿都拉尊重民主 为政治变迁作铺垫

阿都拉的弱势、迟疑、被动，无法驾驭巫统内外的複杂情势，他不是转型阶段适当的领航人，也不是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操盘者。他的夫人在其任內去世，影响了他的心绪波动。不过，他虽然无惊人建树，但在大马政治发展史上佔有特殊位置，他像是一位过渡期的守门人，在马哈迪强人政治的阴影下，为社会注入一段修復与喘息的时光。他的温和、节制与对民主程序的尊重，在当时的政坛风格中留下难得情操，也为日后的政治变迁铺垫了基础。